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深度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刻阐释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本质属性与核心要义，科学指明了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目的、重点任务与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中运用的诸多历史箴言，既展现出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高度融合，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传承创新与时代升华，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原创性理论贡献的重要体现，为新时代新形势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鲜明的实践导向。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党的建设；作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正 文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12］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练的历史兴衰的经典古训，至今仍对审视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理论逻辑有着深刻启示。习近平总书记以“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警世箴言揭示防微杜渐的执政规律，强调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修身格言阐明党性修养是坚守初心、抵御诱惑的关键，指明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理智慧彰显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指出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一）“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新唐书·褚遂良传》中“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深刻揭示了作风问题对国家和政党命运的重大影响，体现了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转化为治党方略的政治智慧。这一古训原意为，奢靡腐化如果不从初始遏止，终将导致政权根基崩塌。在党的作风建设语境中，它警示全党，奢靡享乐等不良作风一旦滋生蔓延，将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上众多王朝因奢靡腐败而走向衰败覆灭，当代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也因忽视作风建设，党内腐败丛生、作风涣散，失去民众支持，丧失执政地位。这些充分表明，作风建设绝非小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警示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1438-1439}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4］358，要求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习近平总书记以“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警示全党必须防微杜渐，指出“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多得很！我们一定要引为借鉴，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12］5。因此，必须以草木腐坏观蚁穴的精神防微杜渐，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党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巩固执政基础，在作风建设的时代考卷上写出“不变质、不变色”的坚定答案。

（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作风是党性的外在显现，作风问题归根结底是党性问题。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关键在于增强党性。^［15］

 2018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黄帝内经》中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12］24。“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一论断源于中医智慧，原指人的身体健康取决于内在正气的强弱，用之于党的建设，则深刻阐明了党员干部如果党性纯正、信念坚定，就能够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和腐蚀；反之，若思想防线松动、价值观扭曲，必然会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12］18党员干部只有筑牢党性根基、涵养清风正气，才能有效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作风问题虽表现为外在言行，实质却缘于理想信念的动摇。列宁曾指出，“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16］588，党性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和精神支柱，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员干部在面对利益诱惑时能否坚守原则、保持定力。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指出，如同房子不扫会积尘、脸不洗会蒙灰，“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17］1096，深刻揭示了作风问题与党性修养的内在关联，党员干部若党性不纯，必然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顽疾。党性是共产党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压舱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定心明目”不仅是崇高境界，更是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家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12］24。只有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依靠坚定的党性修养锻造出过硬的作风，实现从外部约束到内在自觉的升华，始终保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政治清醒，方能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纯洁。

（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群关系问题

 作风建设是关乎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命工程”。作风问题虽表现为外在行为方式，但本质上反映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21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千古箴言，深刻指出“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18］53，以此警示全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特别是在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重要是要抓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12］33。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延安时期，毛泽东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7］1094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9］60，要求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历史反复证明，作风正则民心聚，作风歪则民怨生，从“进京赶考”的政治警示到“中央八项规定”的铁规砺行，优良作风如同润物春雨，能滋养党群之间的信任纽带；不良作风则似无形高墙，会疏离党心民心。现实中，少数干部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虚于应付、懒于落实”等问题，本质上是忘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定位。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0］482的政治嘱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既要通过制度约束纠正不良作风，更要从思想深处培育人民至上的政治情怀，实现从“要我联系群众”到“我要联系群众”的自觉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作风问题表现多样、成因复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作风问题的集中表现，要作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12］81-82}。因此，抓实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持续深化纠‘四风’工作，特别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2］91，并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促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实现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的重要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传统文化经典论断，既为“四风”问题精准把脉，又为作风改进开出良方。具体而言，要深刻把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实践要求，杜绝形式主义的虚浮作风；牢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为民情怀，克服官僚主义的衙门习气；汲取“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历史经验，抵制享乐奢靡的不正之风，从而实现“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的良好局面。

（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力戒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作为“四风”之首，“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12］8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务实笃行，以“行胜于言”的实践智慧为新时代力戒形式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形式主义的危害，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理箴言，精准揭示形式主义的要害所在。这一理念既是对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清谈误国”历史镜鉴的时代诠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务实求实作风的赓续传承。在汲取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实践、反空谈的思想精髓，引用系列传统经典论断，比如，在2013年7月7日至8日主持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借用《申鉴·俗嫌》中“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强调求真务实、反对形式主义；2014年5月8日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引用《道德经》中的“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强调实干精神与细节的重要性。这些成为新时代破除虚浮作风、砥砺实干精神的行动纲领。当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形式主义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一些新的表现形态仍需警惕。有的地方“文山会海”改头换面，以“云会议”“电子台账”制造新的负担；有的干部追求“指尖上的政绩”，把“微信群响应速度”当作工作落实标准；有的部门检查考核搞“层层加码”，导致基层疲于应付。力戒形式主义，关键在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12］94，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坚持人民至上，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在工作方法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践行“一线工作法”，直奔问题去、带着办法回；在制度保障上，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坚决整治“痕迹管理”等加重基层负担的做法。

（二）“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破除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宗旨意识淡漠与权力观异化的双重症结，其典型表现是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对群众诉求敷衍塞责，甚至独断专行、滥用权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浸润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为破除官僚主义提供了价值根基。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中，引用清代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深刻阐明党员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体察民情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新时代破除官僚主义提供了明确指引。“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句诗是郑板桥在潍县任职期间，面对饿殍遍野的灾情，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自勉，未待朝廷批复便开仓赈灾，直言“有谴，我任之”，彰显了“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担当。这种将个体命运与民间疾苦紧密相连的精神，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以及“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政治伦理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转化这些思想，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求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破除“官老爷”做派。新时代以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整治官僚主义，但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习惯“衙门作风”，对基层诉求“推诿扯皮”；有的部门制定政策“闭门造车”，不考虑实际情况，导致措施“水土不服”；有的干部服务群众“冷硬横推”，甚至存在“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变相官僚主义。破除官僚主义，关键在于筑牢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12］80，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思想根基上，破除“官本位”思想，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在工作作风上，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去，听真话、察实情，切实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中央八项规定的刚性约束，完善政务公开、群众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脱离群众现象的发生。

（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涤荡享乐奢靡之弊

 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皆是背离党的初心使命的腐化之疾，是理想信念动摇与价值观扭曲的产物。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史》中的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深刻指出：“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21］70艰苦奋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然而，在物质条件大幅改善的今天，有的党员干部却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抛诸脑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不时抬头，“顶风违纪现象仍有发生，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12］72。有的转移场所搞隐蔽，从高档酒店转向私人会所、企业食堂，甚至远赴异地或出国出境消费享乐；有的转换名目转嫁负担，通过“老板买单”“下级买单”绕开监管，甚至伪造凭证虚假报销；有的借壳搭台行不正之风，借讲课费、咨询费等名义变相行贿受贿，利用电子卡券等新手段收送礼金。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滋生，往往源于党员干部的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意识，以及受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导致淡化理想信念，沉迷物质享受，追求奢靡生活。比如，错误地将高消费等同于身份象征，热衷于讲排场、比阔气，甚至在公务活动中铺张浪费。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引用清代学者金缨编著的《格言联璧·持躬类》中的“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强调“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22］88。祛除享乐奢靡之弊，一方面必须强化思想引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弘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做艰苦奋斗精神的践行者，秉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让实干担当取代奢靡享乐；另一方面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厉行节约长效机制，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

（四）“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

 党风正则民风淳，党风清则社风正。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目的提出的鲜明实践导向。［23］48习近平总书记从反对“四风”、查处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刻指出“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21］87。正如北宋苏辙在《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中的名言“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6月30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这一治理箴言，深刻阐明了执政党的作风作为“上之风向”，直接影响着社会“下之习俗”的走向，揭示了政治风气与社会风尚的传导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12］131，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同时，“要坚持纠‘四风’与树新风并举，以优良的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倡导时代新风”［12］132。首先，应聚焦“四风”问题的根源性治理，以改进思想作风为引领，以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的实质性转变为支撑，同步推进党员干部生活作风、学风、文风、会风的全方位优化，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其次，坚持破立结合、纠树并举的工作思路。既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又要大力培育时代新风；既要保持高压态势强化“不敢”的震慑，更要注重制度建设筑牢“不能”的堤坝，加强思想教育培育“不想”的自觉。在这一过程中，要深度发掘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等优秀传统的现代价值，将其融入党员干部价值观培养的实践体系，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滋养良好作风的重要源泉。最后，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在风尚引领中承担着“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三重责任。既要在政治立场上筑牢大德之基，在公共事务中恪守公德之本，更要在个人修养中严守私德之界。这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讲党性为根本准则，以重品行为价值追求，以作表率为行动自觉；同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廉洁操守从工作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在公私分明中彰显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推动形成崇德向善、尊法守法的良好社会风尚，实现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向上向善的目标。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传统文化经典论断，为新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警醒我们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恒心韧劲；“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标准率先垂范；“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启示我们要以系统思维深化源头治理；“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则彰显了刚性制度的根本保障作用。因此，新时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以上率下的领导示范与铁规禁令的制度约束相统一、保持定力常抓不懈与深化改革标本兼治相结合，从而确保作风建设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

（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国语·周语下》有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一古训的意思是秉持善行如同登山，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努力；堕入恶习却如同山崩，稍有不慎便会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引用“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一古训，警示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实质，慎独慎微，防止思想防线崩塌。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尤其要以钉钉子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中央八项规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一张闪亮的‘金色名片’”^［24］。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不仅是一次作风建设的新起点，更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从禁止公款吃喝、精简文件会议，到规范公务接待、严控楼堂馆所建设，中央八项规定以具体可操作的制度要求，直击“四风”问题要害，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新征程上，必须清醒认识到，“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特征，一些不良作风可能改头换面、隐形变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25］41，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12］68“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12］69。

 具体而言，一是“常和长”并重，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坚持常态化监督与长效化治理相结合，将纠治“四风”纳入日常监督，健全作风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作为干部考核、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确保压力传导持续不衰减。二是“严和实”并举，以刚性约束保障政策实效。严字当头、实字托底，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关键。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特别是对转入地下、花样翻新的“四风”问题，必须穿透式核查、靶向纠治。同时，要抓实整改“后半篇文章”，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推行“一案一整改”机制，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治理一域。三是“深和细”并行，破解隐形变异深层痼疾。要推动作风建设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聚焦“蝇贪蚁腐”等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开展“小切口”专项整治，推动作风建设向“最后一公里”延伸。总而言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如“从善如登”之理，需要久久为功、锲而不舍的韧劲。并且也要警惕“从恶如崩”之虞，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严防不正之风死灰复燃。

（二）“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汉代荀悦《申鉴·政体》中的名言“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政治文化中“治人者必先自治”的执政智慧，强调领导者若要有效约束他人，必先以身作则、严格自律。从先秦《论语》提出“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为政准则，到秦汉《素书》主张“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再到明朝钱琦强调“治人者必先自治，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注重为政者必须率先垂范、正己化人的政治伦理。作为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领导干部的特殊性就在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作风直接影响全党乃至全社会的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抓住“关键少数”，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辩证思维，将作风建设具象化为“头雁效应”，既做“指挥员”更当“战斗员”，既要“挂帅”更要“出征”，切实发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示范引领作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操守，在反对形式主义上带头精简会议文件、改进调查研究，在克服官僚主义上主动下沉一线、倾听群众呼声，在抵制享乐奢靡上保持艰苦奋斗、反对特权思想，真正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成为行动自觉。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强大示范效应，推动全体党员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自觉持续改进作风，最终实现“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的良好政治生态。

（三）“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

 正风肃纪反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课题，三者内在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逻辑。2015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引用白居易的《策林一·兴五福销六极》中的“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意为善于消除祸患的人会找到其根源，善于治疗疾病的人会断绝其病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12］122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作风建设必须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内在逻辑，既要清除已发之“病灶”，更要修复政治生态的“免疫系统”。新时代的作风建设面临风腐交织、隐形变异等新挑战，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如同“孪生毒瘤”，享乐奢靡的作风往往成为权力寻租的“前奏”，而腐败的蔓延又会衍生出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因此，正风肃纪反腐必须立足“标本兼治”的系统治理观，贯通“查、纠、防”全链条，构建“治标、治本、治未病”的治理闭环。

 首先，在“治标”层面，需以雷霆手段强化震慑。要持续纠治“四风”问题，对享乐奢靡之风露头就打，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纠治，严查违规吃喝、公款旅游等行为，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同时，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打击腐败行为，做到有腐必惩、有贪必查。其次，在“治本”层面，需以严明纪律强化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纪律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12］125，要“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12］124，要“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12］126，坚持“用严格执纪推动制度执行”［26］294。最后，应着眼“治未病”的长效治理，使纪律规矩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干部内心的政治定力。实践表明，单纯依靠事后惩处的“外科手术式”正风反腐只能见效一时，而以思想文化培塑阻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心理诱因，更能推动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深层转化。一方面，要注重从中华优秀廉洁文化中汲取智慧，继承“公生明，廉生威”的政治伦理，弘扬“清、慎、勤”的为官之道，使崇德尚廉的价值导向融入日常；另一方面，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通过以案示警强化底线意识，以规正行锤炼政治品格，以文化人涵养清风正气。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筑牢防线、在行为上划清界限，从根本上净化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滋生的政治土壤。

（四）“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制度是作风建设的根本保障。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特征，作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12］149。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荀子·劝学》中的“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一古训，借此阐明纪律对党员干部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需依赖外在规范与持续磨砺的普遍规律。这一哲理投射到党的作风建设领域，诠释了制度建设与执行的核心逻辑，即以“绳”之刚性划定行为边界，以“砺”之严苛打磨执行效能，使优良作风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习惯和工作常态，从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首先，“绳”之刚性，在于以制度规定确立作风建设的“刻度线”。制度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特点，能够有效遏制“四风”问题的反复反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强化纪律约束；《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作风问题的惩处标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作出硬性规范。这些制度设计涵盖思想教育、权力监督、惩处问责等领域，构成了一张严密的作风治理网络，使党员干部的言行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砺”之严苛，在于以制度执行锻造作风建设的“磨刀石”。制度的关键在于执行。再完善的制度，若得不到有效落实，都会沦为一纸空文。因此，必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让制度“长牙”“带电”。一方面，要完善日常监督机制，运用巡视巡察、专项督查等方式，确保制度执行不缩水、不走样；另一方面，要坚持“零容忍”态度，对违反制度者严肃处理，形成强大震慑。最后，制度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既要立足当前突出问题，也要着眼长远治理目标。随着时代发展，新型“四风”问题可能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因此，作风建设的制度体系需要动态优化，及时填补漏洞、创新监管手段。同时，要通过制度化手段巩固作风建设成果，完善考核评价和监督问责制度，将作风建设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推动党的作风建设持续深入开展，使优良作风真正内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

 作风建设承载着千年治国理政智慧与百年大党的精神品格，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鲜活实践，也是中华文明治理基因的当代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创造性融合。从“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治世警言，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情怀，从“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的修身准则，到“木受绳则直”的制度约束，中华文明积淀的治国理政精髓，为破解作风建设难题提供了丰厚滋养。这种古今对话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归，而是通过“第二个结合”方针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深度嵌入党的政治基因，既让千年文脉在管党治党实践中焕发新生，更使“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治党品格获得了深沉持久的价值支撑，从而夯实了作风建设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12］150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打铁必须自身硬，要登绝顶莫辞劳。［27］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必须以更坚定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推进作风建设。一方面，作风建设必须在古今对话中拓展内涵、在知行合一中彰显价值。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示范逻辑，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制度思维，从“修其心治其身”的修身传统，到“万物得其本者生”的执政规律，使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深度融入作风建设的肌理脉络，推动“廉洁”“勤政”“为民”等传统价值符号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标识，让中央八项规定的铁规锻造出“化风成俗”的韧劲。另一方面，作风建设必须贯穿“破”与“立”、“标”与”本“、”常“与”长“的辩证思维。破作风积弊须保持“猛药去疴”的雷霆之势，立新风正气则需秉持“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治表象问题当用“刮骨疗毒”的果敢手段，控深层症结则要践行“止于至善”的治本追求；抓日常监督重在“锱铢必较”的细密功夫，建长效机制贵在“凿井见泉”的战略定力。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历史镜鉴与现实考量的深度交融、文化自信与政治自觉的有机统一，让百年大党永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政治生机，以更加纯洁的作风、更加坚实的步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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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烁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执政党建设；张荣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执政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