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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是一种富有高度主体性的文化心理状态，这种文化心理状态包括科学认知、情感认同和价值信仰，在实践活动中内化为主体强大的政治定力和精神动力，外化为主体坚定的自觉行为。自信与“心”“力”二字紧密相连，在实践中表现为“自信心”“自信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首先表达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和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践基础，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基本遵循，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规范，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落脚点，构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蕴藏强大的政治定力和精神动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为广阔深厚的历史文化纵深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两个结合”中厚植中国文化的思想根基，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不是盲目的、自封的，而是源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效性、传承赓续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觉性。就其生成逻辑而言，是认识的真理性、实践的合理性与文化的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充分的现实依据和深厚的精神底气。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源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最大底气和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首要表现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从中华民族复兴史来看，科学社会主义赋予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形态建构的基本原则，为国家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深刻改变了国家蒙辱的被动局面。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西天取经”，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器物（洋务运动）、制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文化（西方的“两个先生”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救中国，但是“西天取经”取不到真经，资本主义根本救不了中国。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犹如“当头棒喝”，打破了当时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以俄为师”，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从中国现代化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效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扭转了人民蒙难的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奋斗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保障生活需要、安全需要等，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施人类减贫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范围最广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活动，在14亿多人口的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坚决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斗争决心，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的责任担当，将反腐败作为一场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正风肃纪，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着力破解深层次、顽固性体制机制障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等，都是以让人民群众有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为根本目标。

从中华文明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指明了中华文明的前进方向，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刻改变了文明蒙尘的被动局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要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吸收了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激活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展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底色和文明进步发展的巨大优势，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融合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崭新文明。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合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主观自生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民立场是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发自内心的深切认同，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提供主体根据、注入道义力量。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合理性、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客观现实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证明，中国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同样能够实现现代化。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被实践证明是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被实践证明是先进的，那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就具备实践的合理性根据。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源自中华五千年文明绵延发展的连续性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分不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赋予中国发展道路以鲜明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奠定文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深入挖掘、传承弘扬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的精华，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和文化底蕴。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社会形态的超越和取代，必然建立在新质要素在旧的社会形态内部逐步成长、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长河中一种特殊的中国形态，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以中华五千年文明为思想根基，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以大历史观把握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才能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才能真切体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历史渊源、文脉根基和精神依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自信是基于积极的自我评价而产生的信心和信念，在实践中表现为富有高度主体性的自信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既源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更源于对中国特色的自我澄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哪有什么中国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一有机整体在观念上层建筑中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理解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把握“四个自信”的历史生成及其逻辑关系。

1.基于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问题从来都是第一位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生成于对“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怎样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基本问题的科学解答。正确回答前一个问题虽然是正确回答后一个问题的前提，但是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后一个问题就迎刃而解。马克思曾批评为社会发展找寻“万能钥匙”的言行，恩格斯也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理论前提。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问题，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摆脱教条主义思想桎梏，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和革命环境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从“走苏联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在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准把握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发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强音，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功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的十六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这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最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阐发。

道路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中最早出场、最具指导性和方向性的自信，根源于对“走自己的路”的清醒认识。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奉为唯一的、普世的社会发展模式，长期垄断对现代化这一标识性概念的定义权、阐释权、话语权。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现代化探索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主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淬炼了“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自信。

2.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思想理论根基的自信是漂浮的情绪。实践经验只有上升为科学理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自发意识上升到自觉意识，主体的意志才能坚定，才能形成强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人们在学习、领会和运用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性、真理性的坚定信念以及运用其指导实践的信心。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同年12月，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初步表达。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成为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之后又一重大问题。毛泽东深刻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外宾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运用“小康之家”这一带有儒家色彩的中国传统话语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的概念与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并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从方法论的高度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引领、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守正创新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和双重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创造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就是要牢牢掌握“批判的武器”，肩负起坚持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以理论主动把握历史主动，以昂扬的姿态和严谨的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驾护航。

3.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制度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在现代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检验下，真理性认识成果会由理论形式规范化为制度形式，对真理标准的正确把握决定了从理论自信发展出制度自信的逻辑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只有通过稳定、定型的制度才能得以固定和体现。正如邓小平所讲，“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制度支撑和实践载体。通过定型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总结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强调“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最早的明确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一种比较视野下的自信，源自对旧的封建制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超越、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实践是检验制度优劣的“试金石”，制度优势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得以印证与彰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大程度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彰显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相较于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其他制度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就是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支撑，具备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坚实保障，因而，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自信。

4.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的信念总是以厚重的历史为支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特别注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党史、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多年的历史，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纵深，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文化心理认同，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信。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把“四个自信”并举。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坚持“四个自信”的整体战略要求，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地看，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的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关系，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具言之，坚定道路自信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根源于对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走什么路”突出的是路径选择、发展模式等问题，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进一步突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坚定理论自信是坚定“四个自信”的根本，根源于对指导思想问题的科学认识。“以什么为指导、如何指导”的问题关乎方向是否正确、思想是否统一、步调是否一致，坚定理论自信就是要突出创造经由结合而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自觉。坚定制度自信是坚定“四个自信”的有力保障，根源于对制度问题的科学认识。“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怎样发展社会制度”的问题关乎一个社会的制度属性、规范化成果、稳固化载体和制度化保障，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及其优越性。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四个自信”的最终归宿，根源于对文化主体性的科学认识。对“发展什么样的现代文明、怎样发展现代文明”这一问题的回答建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文化心理认同之中。文化自信是更具思想张力的自信，既可以作为自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突出文化的基础性，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同时又是对主体的自我确认，突出了文化的主体性，以强大的文化自我巩固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中，后一个自信的提出并不是对前一个自信的取代、覆盖。就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科学认识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是接续发展、不断完善、层次递进的关系，统一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文化生命体的生成过程。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原理来看，“四个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和具体形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话语体系中有着明确的出场次序。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范畴的次序反映了实践矛盾和现实条件的变化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范畴体系标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发展环境的变迁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透彻、更加系统。

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又增加和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提出，突出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主体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1.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历史合力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由其自身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决定的。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了要开拓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赓续和发展的结果，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发展至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力量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里，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葆有传承、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结合中共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精神力量。

相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言，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所谓“更基本”，指的是文化的地位更基本、更稳固，强调的是文化地位的基础性和稳定性。唯物史观认为应将文化视为思想上层建筑，强调其受制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中，相对稳定的文明形态是新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迭代发展的保障。所谓“更深沉”，指的是文化相较于物质现象的深刻性，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文化是一个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沉积淀，反映和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认知结构。所谓“更持久”，指的是文化作为精神载体，能够承载共同的历史记忆，因而能够打通时间和空间壁垒，一方面将反映时代声音的思想传向东南西北，拓展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系统改变和塑造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纵贯古今，联通每一时代的人们的文化心理，以强大的“历史感”穿透纷繁芜杂的现实表象和理论观点而直击人的内心深处，不停息地参与到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理性建构中。

2.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文化主体自觉仍不充分，并未完全把经济发展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和话语优势。有些时候，我们有话说不出，说了没人听，也传不广，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既面临前现代的矛盾，也面临现代化的矛盾，还面临后现代的矛盾，各种矛盾交织叠加使得人们在思想认识层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难以传承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更不具备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文明的能力和引领人类文明前进的精神动力，进而就无法把握维护和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主动。

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政党的精神旗帜、民族的精神基因、国家的精神支柱。资本主义社会曾依靠资本的总体性建构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人的主体性被限制在原子式的个体层面，并将其包装为“普世价值”，大搞文化帝国主义，侵犯他国的文化主权。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较量形势，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继承性，始终把社会现实作为发展着的革命、改革实践来理解，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优势、文化沃土和精神源泉，蕴藏于其中的独立自主、自信自立的精神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妥善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特别注重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昭示当代人类文明的共处之道，破解文明冲突、“国强必霸”等文明困境，为人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方向指引，注入新的精神活力。

3.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换言之，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在中华大地上厚植思想文化根基，在中华文脉的赓续中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更高形式上的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厚植思想根基，就是要不断破除“西教条”“儒教条”“‘左’教条”等，创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陷入错误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泥潭。例如，“西教条”只强调时代潮流，将“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儒教条”即文化保守主义，只强调中国国情、民族化，否认时代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用儒学置换马克思主义，甚至主张把儒学上升为“儒教”。“‘左’教条”质疑改革开放，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而没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自信的思想根基，只有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把握历史主动，才能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自觉创造人类新的历史。只有具备高度的文化主体性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我们才能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认知、情感认同、价值信仰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这些实践主体的确认。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巩固扎根中国大地、延续民族血脉的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只有在“两个结合”中筑牢道路根基、推进理论创新、完善制度规范、发展先进文化，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和文化发展的独立自主，造就一个经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的起点上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根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3]《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

[4]夏春涛：《文化建设与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5]陈一收：《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与精神气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