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创立的。这种理论资源的科学性、先进性，意味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之丰富、深厚的人文底蕴，包括但不限于主体性历史演变、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发展等标志性的践履基础。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觉醒
主体性是对自身存在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自觉回应，这种自觉回应需要依附于一定的标准和理据以获得一种稳定的自我确证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亦是如此。这就需要我们澄明主体性的历史演变历程，在批判和超越中涵化主体性的特征概念。一般意义来讲，笛卡尔以“我思主体”首次提出了“我”的意识性存在，但全然没有顾及“他者”的现实性存在。康德进一步提出“‘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2]69，但“没有肯定关于‘我思’的事实存在的任何东西”[3]4。黑格尔以“主奴辩证法”来回答如何在他者的承认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但只停留在形式意义，脱离了作为主体的人本身。马克思又将主体从“世界之神”拯救出来，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来全新表达主体性的真实内涵，提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162。
毋容置疑，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正是结合历史经验、时代环境与社会制度进而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完成了否定“主体性终结”困境的思想觉醒，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提供了正确、正当的价值立场与理论基座，使得能够以一种更加健全、有效的理论结构来彰显其存在方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5]1516中国共产党自一诞生，就自觉担负起了构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使命，“以人民为中心”“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等论断，便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史观的基础上，将文化进步与主体性实现放到一个共同概念空间来讨论，充分兼顾了对主体性文化与文化主体性的高度肯定，并重视文化对人的精神生产力的催化作用，结合现实语境与科学理念来洞见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主体性力量。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始于对文化建设规律的充分认识
文化立足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文化主体性依托于规律性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实践。只有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境遇，才能站在正确的起点认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意义指向。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层价值实践。任何先进文化建设都有其历史经验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的形成也正是建立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探索、发展的基础之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以“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6]694为原则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面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也强调民族尊严和独立，主张“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6]534，形成了有效的文化主体性引导。随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化建设方针；邓小平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将“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并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则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系列文化实践，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为核心的主体性认识体系。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发展上面临的新环境从更深层次要求主体性的自觉延续，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充分认识连同整个社会、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建设的基本境况，提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生动地表达和诠释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规律性认识的守正创新和全面深化。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源于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旺盛生命力
一个民族文化的特质形成与现实存在要想获得永恒性、普遍性的意义，就必须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创造、积淀。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连续性”放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论述首位，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2，这种对自身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与坚守，进一步拓展开辟了主体性发展的文化空间。
中华文明连续发展是洞悉并把握人类发展规律的典范性实践过程，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主体性的体现。相比较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罗马文明等由于各种战争与入侵而断裂的历史发展形态，中华文明始终以完整、连续、和谐的形态持续生存。从历时性视角来看，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涵盖了多个历史时期和阶段，从商代“黄金期”、周代“分水岭”、秦汉“高峰期”、唐宋“转型期”到明清“集大成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彼此融合，传统科技渐趋成熟，文学、史学和艺术也随之蓬勃发展，对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宁静致远”“家国同构”“开放包容”的系列文化心态、文化精神与文化价值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文字、典籍都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以及制度文化、风俗文化的成果，使中华文明包含的思想文化古今贯通，真实有效地解释了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创新的出场逻辑，巩固和彰显了中华文明历史必然、实践必然的主体性发展特征。可见中华文明作为一个连续统一的综合体，依托于其历时性、共时性的理念发展与内涵创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提供了完整明确的价值共识和形成基础。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成于对人类命运共同发展的文化贡献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化主体性同时也表现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国际视野与大国担当，以及在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所蕴含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恩格斯曾经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120，这说明关切的焦点在于尽可能达成文化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契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这种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文化价值秩序中得到了质的发展，并树立起能够真正指引人类共有福祉发展的鲜明文化立场。
当前世界各类文化思潮激流涌荡，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获得世界文明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来消解各种文明冲突，且该秩序一定是对人类命运共同发展与文明形态变革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并呈现为具有某种特定“文化贡献”的思想范式。而何以能够称为“文化贡献”，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我国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周边发挥了重要辐射和引领作用”[8]427，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不可忽略。对比古今中西之争，我国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制约，而是根据自身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意愿，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先进的价值观念来主动包容与改造西方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范式，直面人类发展面临的共有问题和困境，通过融合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历史性继承、审视、肯定和坚持本民族的“文化贡献”，在2023年3月首次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便是对人类命运共同发展进行的符合时代特征、顺应历史潮流的文化诠释，树立了有别于“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的文化立场，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这种影响力和贡献力本身就达到了回归生活世界、寻求生存意义的主体性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的深刻总结，表明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独立思考和自主构建达到了新高度，并根据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符合自身文化建设的理论观点，具体包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坚持精神独立自主以及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表现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文化主体，包括着任何一个有资格称为‘人’的人。”[9]156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社会历史的构成就是人民进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更高水平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人民作为主体不断寻求自我成长和文化建设的契合式发展，所形成的稳定的价值观念即为对主体性特征的具象揭示，而真正意味着人民获得、实现主体地位，则是人民觉醒文化主体意识并主动参与文化建设的时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原则与实践方法的探索，并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其主体性特征的主要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强调：“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8]60，以此关注文化视域下人民对整个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积极能动的构建作用，有效促成人民在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主体性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廓深、明确人民的内在文化人格和文化的人民性规定，将人民的主体性诉求作为有效标准，拓展和深化文化主体性与人民主体性的共同意义结构。一方面，坚持人民的自我规定和实现，遵循人民是文化认识主体、实践主体的基本理念，认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真实而合理地看待人民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自我意识的呈现，将文化的主体性、文化思想的主体性根本落脚于人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不断观照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表征，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准则，保持对人民文化主体人格、文化生命力的高度信心。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表现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8]479而“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1]8。文化自信是主体辩证地认识、思考、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的一种常态化的心态。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文化自信”[10]21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8]35，不断拓深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纲领，并强调“自信才能自强”[1]10，逐渐将文化价值存在的意志力拓深为民众文化生活的实践力，逐步使文化自信自强成为实现民族文化价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性表现。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的至关重要的表现在于其所代表的强大民族精神内核，以及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民族文化价值以及志气、骨气、底气的充分肯定。正所谓“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0]19，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体系，表明我们党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其特质表征便在于体现了党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理想和文化使命的高度信心与强烈担当。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人民作为文化主体并接受文化影响和塑造的逻辑前提，关注文化发展的主体性诉求，进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已有文化价值意义的全盘肯定，文化自信自强作为一个主体性的命题，有其内在批判力，在文化价值判断标准上完全反对“绝对主义”“中心主义”，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14]，在“强”字上下大功夫，“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4]，不断增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表现为坚持精神独立自主
文化是人的意识在场经由政治、经济等的运演与影响，呈现为具有规律性、普遍性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其中人的精神创造是文化发展的驱动力，换言之，一种本质上先进、科学的文化思想最终将集中体现为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与气质。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提出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10的命题思考，在承认文化是独属于人的高层次精神本能的意义上，把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自觉创造能力进阶为了一种独立自主的进取精神，意味着文化主体意识达到更为高级的状态，辩证契合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等主体性特征表现，进而确保文化建设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把文化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精神独立自主”昭示了“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文化品格的生成，把文化建设看作一个自觉求真求善的文化创新过程。而中华民族精神是否独立，不只关系“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历史生成，还在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历史实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8]85可见，“精神独立自主”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时代表达，究其本质就是整个民族通过“走自己的路”来实现持续发展的一种积极、进步的精神结构、文化信念。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坚持精神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11]67，正是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12]6，也只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才能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体精神秩序构建，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主动精神基因。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表现为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无论主体具有如何的自觉性、抗拒力和选择的自由，都无法避免外在文化的影响。”[9]141每一主体自我生存发展的前提是客观、平等地承认并尊重每一他者甚至是他者文化的生存发展，因此为了正确地印证主体性，必须深入揭示可以视为某种主体的个体同非主体之间交往和实践的联系。在主体无法直接体验其他民族、国家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前提条件下，必然要通过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来确立共同的价值准则，其中精神交往更多表现为包容他者文明成果而不是单纯形式的置换，因为“文明作为人类劳动成果可以为一切民族或群体、个人享用”[9]11。
基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表现为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为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拓展了广阔前景，更确保了人类普遍而真实的文化需求的满足以及共同价值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来讲，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文明层面上获得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发展意义，通过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确立“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8]228-229“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13]524的基本准则。尤为重要的是，“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8]568的逻辑论断，确立了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的主体性立场前提，使新时代文化建设呈现出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的价值取向。当视野转向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问题关键则变成如何从主体视角出发，通过与世界文明交往、比较、鉴别来完成本民族文明的公共性价值构建，习近平就此提出的“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14]，就是从共同一致的价值视角出发把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并以生命更新、现代转型作为与世界文明相处的价值通道来“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1]12。
主体性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要全面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就必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实践指向，深刻回答新时代文化建设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这种实践指向不仅表现为深刻把握和更好推进“第二个结合”，还表现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积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在历史视野中总结规律，深刻把握和更好推进“第二个结合”
文化作为一种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的意识形态范式，对主体性特征的影响和模塑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诸子百家各派共同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理念，反映了文化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是中华民族诞生至今所有优秀文化成果的总和。对此，习近平把“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举，用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通过深刻把握和更好推进“第二个结合”来铸牢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的历史性根源与生存性土壤，不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发挥批判吸收、自我更新的主体性功能的过程，就是发扬和促进主体的全部文化能力的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人格特质积淀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涵养，又以“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4]为原则，完成主体发展的文化指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本身的去芜存菁，更是培育现有文化主体适应未来的发展能力，回答中华文化向何处去、如何去的关键举措，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形成符合新时代环境的向上向善的文化形态。首先是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继承并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生活中所能发挥优势的文化品质与文化基因，再者要坚持以“第二个结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尊重认可并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创新空间，充分调动和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讲，理解、诠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必须面向“古与今”“根与源”，通过关乎民族文化价值存在的自我证成与确立来开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二）在文化实践中打造优势，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人只有在文化实践中才能感受、认识、理解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对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价、判断、选择和改造”[15]13。而缺失现实载体的文化实践，只会是一种无意向性、无合理性的抽象存在，脱离让文化“活起来”[12]201的真实目的。基于此，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有效展现与表达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8]150的现实载体，推动其繁荣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路径和新要求，是文化主体实践的成熟价值方略。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14]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坚持保障人民物质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在文化实践中构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统一体，为文化主体提供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场域空间。在主体实践的视域内，繁荣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在于“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推进，在于通过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等为文化的价值实现创造更多样有利的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也不在于进一步给主体定性，而在于给主体的实践力量定性，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来彰显文化实践的中国特色，加强革命文化、红色资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提升对文物古迹、古籍、古建筑、古传统等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思考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化，重视民众在文化变革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生产力，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借由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依托已有文化资源激活主体实践的外部条件，指明文化建设的主体存在和文化主体性发挥的正确道路。
（三）在时代使命中凝聚力量，积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建设与推进，中华民族文明理念、文明根基的现代化演进与探索是不可避免的。“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10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肩负的新的文化使命，凝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实践、文化建设中的各种先进经验，是与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高地相匹配的新的使命样态，提供了一种自我认同、自我建设的文化手段，这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特征的最终实践指向——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存在进行时代性的文明应答。
从表现形式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对中华文明历史的肯定与维续，并从民族历史实践中继承与创新特定时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将体现于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和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文化建设的标志性理念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之上来深入发展中华文明在能力限度之内所能达到的最充分、最成熟的形态，进而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语境来获得中华文明的“现代”本质与主体性特征，造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以及符合现代化规律的新的文化内容和样式。习近平文化思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重要内容，其本身就是把它看成一个文化历史的生成过程，其目的在于从“现实的人”出发来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守护人类精神家园，满足人民群众共同的时代需求和价值诉求，进而指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方向，思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7的现实意义。这最大限度地拓展、深化了每个文化主体推动文明进步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主体视角自觉自愿地选择、决定了中华文明应有的理想形态，从主体发展的高度指出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激发了向着现代文明奋力前行的热情和动力。
（四）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各国交往的日益增多，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卷入世界性的文明交流。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6]，可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重在通过拓宽世界历史视野、价值视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文化叙述话语体系，在不断丰富、完善文明内涵的同时，也使人类文明形态显现出务本开新、推陈出新的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各类文明理念变革、实践探索的新范式，展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有思想特质与价值追求，代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明发展形态的世界性概括。而主体性特征所构建和表达的，就是直面文化差异与多元化时代，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偏见与局限，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以主体地位和视角对整个人类文明走向进行理想性的判断与分析所最终形成的一种符合人类公共福祉的文明准则。要形成这种文明准则的主动引导，就必须进行文明价值观的全面诠释，“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4]“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8]38等论断正是构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关于历史、世界和未来的一整套自主理论叙述的实践方式，强调以交流互鉴进行文明模式与文明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探寻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途径。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新界定、表达文明世界，赢得世界文明尊重所必须担负的主体性使命。
